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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昆阳之战关键疑问之三,42万新军究竟是怎么被打崩的?

    来源幻宇新说时间:2023-08-21 18:05:10

    前两篇文章的重点,是将考察昆阳之战的传统视角上升到整体层面,结合昆阳之战特别是宛城之战的整体形势,来还原昆阳之战的具体过程。

    结论很明确:从一开始,昆阳成为重要战场就是个意外,而昆阳之战的高潮更是意外频出。主导这一切的,汉军方面是刘秀,新军方面是王邑。

    两人当然是对手、死敌,但最终打成“神迹”,可以说是王邑逐渐“配合”刘秀的结果,甚至,王邑的“蠢猪式配合”才是最根本的原因,包括如下:


    【资料图】

    就算刘秀执意坚守昆阳,王邑也完全可以不管,或者分兵包围昆阳,主力仍直扑宛城。但王邑却全军停在昆阳,非要拿下昆阳再行前进,从而被拖住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的宝贵时间。

    战事过程中,宛城新军、昆阳汉军都出现了投降的现象,可能昆阳汉军要求投降的时间还要稍早,如果王邑予以接受,不仅将强化新军的战略主动权,从而及时解围宛城,取得整体胜利,更不会出现之后在昆阳被彻底翻盘的结果。

    但因为王邑的拒不受降,才让汉军抢先赢得迫降宛城的重大胜利。可以说,宛城易手之前,王邑和新军一直都占据绝对主导权,但因为他的轻敌、贪功、愚蠢,一再予以错过。

    宛城易手后,王邑虽然失去主导权,但他仍然拥有绝对兵力优势,就算最终战败,他也应该可以坚持更长时间,甚至消耗更多汉军的实力,从而给新朝短暂续命。

    结果因为他的系列骚操作,宛城汉军主力都没实际登场,仅是刘秀的近万先锋部队就将他和42万新军彻底打崩,从而引发连锁反应,导致新朝半年内即宣告覆亡。

    纵观整场战事,因为双方实力的绝对差距,刘秀、刘縯等人一直是在“死中求活”,搏杀的是几乎趋近于零的极低成功率,但凡王邑不是蠢招迭出、一错再错,汉军都不可能赢得战争,更不要说打成神迹。

    记得之前说过,一场战争最终打成远超战前想象的一边倒结局,不是战胜方真有多厉害,而是因为战败方的指挥部里坐了一头猪!

    在昆阳之战以前,同类的战争和“猪”有过几个典型。

    一是柏举之战,猪叫囊瓦。面对深入楚地的3万吴军,楚军都事先定下了正面牵制、侧后包抄、前后夹击的战役方针,照此执行取胜无疑,但楚军主将囊瓦不愿功劳被沈尹戌抢走,贸然决定主动出击,从而战败并引发雪崩,导致楚国国都沦陷。

    二是长平之战,猪叫赵括。若不是赵括顾头不顾腚的全军出击,白起不可能轻松偷袭百里石长城,从而将45万赵军尽数包围。

    三是井陉之战,猪叫陈馀。但凡陈馀能够听从李左车的建议,韩信就不可能轻松东出太行,更不可能获得背水一战的反杀良机。

    上述是异常典型的,其它还有“蠢猪式军事家”的代表宋襄公、彭城之战中的刘邦、七国之乱中的吴王刘濞等人。

    他们的共同点,多数是战前手握一把绝世好牌、坐拥绝对优势,无论是兵力对比还是战役方针,都很难想象他们怎么可能会输,更枉论输的如此彻底,但他们就是能够蠢招迭出、一错再错,而且是接连犯下最低级的错误,从而被彻底翻盘,被对方打成“以少胜多”、大歼灭战之类的顶级传世之战。

    个中的军事原因,《孙子兵法-军形篇》早就已经明确阐述——

    “昔之善战者,先为不可胜,以待敌之可胜。不可胜在己,可胜在敌。故善战者,能为不可胜,不能使敌之必可胜。”

    “古之所谓善战者,胜于易胜者也。故善战者之胜也,无智名,无勇功,故其战胜不忒,不忒者,其所措必胜,胜已败者也。故善战者,立于不败之地,而不失敌之败也。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,败兵先战而后求胜。”

    这里的精髓是,只要敌方不犯错,战争其实是很难打赢的,古往今来所谓的“善战者”,不是他们本人多厉害,而是因为他们的对手犯错了,才给了他们取胜之机。

    反向的典型对决有很多,比如王翦对李牧、卫青对伊稚斜单于、诸葛亮对司马懿,只要一方不犯错,对方其实是很难下手的。

    孙武子甚至都明确指出,别看他和伍子胥干掉了囊瓦,白起干掉了赵括,韩信干掉了陈馀,看似都战功赫赫、千古颂扬,但这其实根本不算荣耀,所谓“无智名,无勇功”,欺负这些都不入门的军事外行,到底有啥好荣耀的?

    当然,孙武子这个话未必就是真理,毕竟战争是国之大事、生死相搏,敌方指挥员能力不行自然求之不得,要真是头“蠢猪”,那可就更好了!

    上述那些“以少胜多”、大歼灭战之类的战争,之所以成为传世之战、顶级之战,正是因为战败方“蠢猪们”的大力配合,才塑造了“韩白李岳粟”等顶级名将的超凡地位与名望。

    回到昆阳之战,自然是上述战争的最新版本,王邑和上述“蠢猪们”的共同点也并无二致,都是轻敌、贪功、愚蠢、低级错误不断之类,从而成就了刘秀的封神之战、千古神迹。

    但昆阳之战还是有其特殊性的,这首先体现在兵力对比上。

    按照传统惯常说法,柏举之战、井陉之战是3万对20万,彭城之战是3万骑兵对56万(步兵为主),这些战役的兵力对比1:6、1:18已经很夸张了,但相比昆阳之战,着实是小巫见大巫。

    昆阳之战,新汉双方总兵力对比是42万对10余万,昆阳方面则是42万对近2万,具体到打崩新军,则是42万对3千敢死队。(下文再分析新军兵力的真实情况,但42万应属实。)

    仅论昆阳方面,总兵力是1:21,看似和彭城之战差不多,但彭城之战是骑兵对步兵碾压的开山之战,双方战力远非人数可以衡量,而昆阳之战则人数基本代表战力。

    至于具体打崩新军的兵力对比,更是惊人的1:140,所以,42万大体量的新军究竟是怎么被3千军队打崩的,相当值得探讨,恐怕这也是昆阳之战独特的军事鉴戒所在

    首先,与柏举之战、井陉之战、彭城之战等战例不同,它们都是发起方战前就下定决战决心,争取一战吃掉、打崩所有敌军,但昆阳之战绝非如此,刘秀率领的近万援军,实际只是汉军先锋,他们前来昆阳,并不是计划好要大决战。

    这当然也不现实,指望近万军队加以城中数千守军的配合,就想一战吃掉或打崩42万新军,除非他们都是高达,或真能召唤陨石,否则没人敢于事先设想,也根本做不到。

    刘秀的主要任务,其实是测试、侦察新军的战斗力,为计划中的双方大决战提供实战经验。

    所以,在刘秀组织三千敢死队之前,双方那些零星的战斗、接触都是侦察性质,打打看。

    战事至此显然无甚异常,但随着刘秀杀的几进几出、如入无人之境,汉军也连战连捷,看出新军不堪一击的刘秀,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

    战事自此发生根本变化。

    麻烦您暂停想一想,在昆阳之战以前的中国战争史上,可曾出现过专门的“战场斩首敌军首脑”、瘫痪其指挥中枢的战法?

    ………………

    严格说,从来没有过!

    歼灭战固然是将军士兵一起包围,击溃战也没有过首先干掉其统帅、让大军随之崩溃的先例,比如彭城之战,项羽是从西往东平推,而非首先斩首刘邦;潍水之战,韩信是将龙且大军一分为二,也非首先干掉龙且。

    唯一靠点边的,可能是霍去病一打河西之战对河西诸王的“斩首”行动,但他是趁其落单实施突袭,河西诸王身边没有大军,也就无所谓指挥中枢、大军崩溃之说。

    换言之,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“战场斩首行动”、“瘫痪敌军指挥中枢”的战法,真正的开创者,其实是刘秀!

    昆阳之战真正的军事创新,不是什么召唤陨石,而是这套前所未有的战法!

    刘秀是很明确这么做的,因为王邑王寻、新军指挥部实际位于昆阳城西,并非刘秀在城东突然侥幸撞上的。

    刘秀组织三千敢死队后,率领他们专门从城东迂回到城西,渡水而过发起突袭,争取干掉王邑王寻,一举端掉其指挥部!

    刘秀能够开创出这个全新战法,既有他本人的军事天才,更多却是现实所迫。前文已说,以昆阳城内外不到2万的汉军,是绝无可能吃掉42万新军的,所以刘秀只能退而求其次,争取首先歼灭其一部。

    那先打谁呢?

    还能是谁呢?自然是王邑王寻所在的部队呗!

    可以说,正是这个堪称前所未有的兵力悬殊对比,才催生了这个全新战法!

    其次,从瘫痪指挥中枢到新军全面崩溃,自然是有距离的,促成这个局面包含众多因素的合力,刘秀只是开了个头,之后的事情其实他并没有使上多少力。

    我多次说过,历史从来都是奖励开创者的,而历史或上天对刘秀的奖赏,可能是最显著的。

    这个奖赏有几个层次。

    一是王邑的轻敌决策。面对前所未见的三千敢死队来势汹汹,王邑显然觉得很好笑,怎么会有人这么打仗?区区三千部队主动突入重围,还想直奔中军大营,不是自行送死么?

    所以王邑“易之”,小case,只调动身边的万余精锐部队迎战。

    他同时还下达了一个让他注定后悔不迭的命令,即勒令诸营无令不得轻动,结果周边部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击溃。

    同类型的战场命令、昏招,之前中国战争史上出现过一次,这就是前597年晋楚的邲之战,荀林父慌乱之下命令晋军全面撤军渡河,“先济者有赏”,结果反而加重了晋军的全面崩溃。

    二是昆阳守军突然趁势杀出。这个操作,显然出乎刘秀的预料,应是城内王凤、王常等人的机断专行,但这个操作无疑有力配合了刘秀的斩首行动,里应外合、声势滔天之下,也震撼了所有新军。

    但问题是,新军失去指挥中枢、懵逼混乱,不代表他们会全面崩溃,而以总共2万汉军,要想全面攻击42万新军,营造全面碾压、彻底打崩之势,显然是杯水车薪。

    于是,最大的奖赏来了,汉军人力注定做不到的事,上天之力却轻而易举。突然降临而又强力持续的狂风暴雨,特别是由此引发的大河泛滥(主要是昆阳城北的滍川),全面冲击了所有新军营地。

    这个“洪水灾难片”场面,恐怕之前白起的水灌鄢城、后世关羽的水淹七军,都远远难以望其项背,最恐怖的是,战场上的人、士兵实在太多了,42万新军或许可以雄视天下,但在上天眼中,真是何等渺小。

    一个小细节是,新军还带来了大量虎豹犀象等猛兽,它们受惊之下所引发的混乱,更是难以遏制。

    所以,昆阳之战之所以打成“神迹之战”,最离不开的是最后一步。正常来说,就算刘秀、王凤等人瘫痪新军指挥部,也能打懵相当一部分新军,但几乎不可能短短数小时内将42万新军全部打崩,毕竟人力有限、时间有限。

    这应该是中国军事史上第一次真正出现战场上的“上天助力”、自然因素辅助,而且,它绝不是后世对光武帝刘秀的故意神秘化,因为以当时刘秀和近2万汉军的力量,确实不足以打崩所有新军,而新军又是明确在半日之内被尽数摧毁,那就自然只能是上天之力、大自然之功。

    这也可以反证,之前数日的种种异象,正如史书所载的:“夜有流星坠营中,昼有云如坏山,当营而陨,不及地尺而散,吏士皆厌伏”,应该是这次罕见特大狂雨暴雨的提前预兆,当时的人或许只能理解出迷信结论,但它应该是包含科学因素的,只是后世已然无从探究。

    以上。昆阳之战从头到尾,都充斥着意外,不能当成正常的军事战争来看,它更多是一个反面典型战例。

    只能说,刘秀此战的成功,确实是“尽人事、听天命”,就是字面意思。

    而王邑的愚蠢,则是“蠢出天际”,以致于最后天怒人怨,上天降罚!能够做到这一点,只能是新朝政治腐败已到极点,堪称覆灭前夜的极限乱象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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